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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在大理地區(qū)興起之后在南詔大理國王室及貴族的帶動下,興起修寺建塔的高潮。南詔王尋閣勸在位二年(809-810年),在大理喜洲“建五峰弘圭寺,繼述父祖志事”;勸龍晟在位(810--816年),曾鑄佛像3尊“送佛頂寺”、勸利晟時(817--823年),亦請張軟義大師譯經(jīng)書“于長壽寺”;至世隆時(860--877年),大興佛寺,“以四方八表夷民臣服,皆感佛維持,于是建大寺八百,謂之蘭若;小寺三千謂之伽蘭。遍于云南境中”。元妃師母賢者也建“太和慈恩寺……開四季道場”;王嵯顛在鄯闡(今昆明)創(chuàng)建覺昭、慧光二寺。

大理國王段思平”歲歲建寺“。相國高量成”善建伽蘭,眾山蘭若,無不周備“。據(jù)統(tǒng)計云南在元代建而清代猶存的寺院還有90多處。到了明代楊黼先生有”伽蘭殿閣三千堂,蘭若宮室八百谷(間)”之贊嘆(見《山花碑》)。詩人張含有“葉榆三百六十寺,寺寺半夜皆嗚鐘”之語。

清代,大理佛教建筑大有發(fā)展的趨勢。如賓川雞足山到了清代進入了一個鼎盛時期,發(fā)展成為以祝圣寺為中心的36寺、72庵,一共108所寺院的龐大壯觀的佛教建筑群。成為我國著名的五大佛教圣地之一,在我國和東南亞享有盛名。

一些佛寺建好后,千百年來,歷經(jīng)風雨,飽受蒼桑,興興廢廢,修修毀毀,毀毀修修,至今仍存。在大理如崇圣寺、感通寺、大石庵等。

崇圣寺是南詔國都羊苴咩城區(qū)著名佛剎。羊苴咩城建自唐大歷十四年(779年),一直是南詔大理國的王都。崇圣寺在王都北側外。崇圣寺的創(chuàng)建年代及其規(guī)模,清·王崧本《南詔野史·豐佑條》說,“開成元年,王嵯顛建大理崇圣寺,基方七里圣僧同者定立三塔……自大和八年(834年)至大中二年(848年)功始完。匠人韜、徽義、徐立”。崇圣寺清末已毀,基址猶存,經(jīng)測量方400多米,與《野史》所記基本接近。

元初此寺遭到災害后由段氏總管出面用自己的錢財進行修繕。元李源道《大崇圣寺碑銘并序》說:“大理崇圣寺者,在郡之點蒼下,蒙氏之所創(chuàng)也。寺既災,武定公為大檀越,出己財,繕治莊嚴經(jīng)像,殿廡奐然復新。三塔峙立,金碧交輝,巨麗與山埒,望之如閬間物。舍田供僧,日百許人”。此時的崇圣寺其規(guī)模還是宏大的。

明代嘉靖年間白族學者李元陽“擴三閣、七樓、九殿、百廈”。使之成為大理最著名的寺院之一。李元陽墓銘說:“三塔寺600余間,皆公(李元陽)依舊址以重建”?？芍藭r崇圣寺還存有600余間房,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對其景觀作了生動的描寫:“前三塔鼎立,而中塔最高,形方,累16層,塔四旁高松參天。其西由山門而人有鐘與三塔對,勢極雄偉。樓中有鐘極大,徑可丈余,而厚及尺,為蒙氏時所鑄,其聲聞可達80里。樓后為正殿,殿后羅列諸碑,而中溪所勒黃華老人書4碑俱在焉。其后為雨珠觀音殿,乃立像,銅鑄而成者,高3丈。其左右回廊諸像亦甚整。而廊傾不能蔽焉”;在清代咸同年間此寺又遭一次大的破壞,寺毀,塔存。1978年以后逐步恢復重建。在修三塔時發(fā)現(xiàn)了大批珍貴的佛教文物,引起世人關注。

感通寺,又名蕩山寺、上山寺,在大理點蒼山圣應峰麓。此寺始建于南詔時期,當時有李成眉慕此山水之勝,建大殿一間。大理國時段氏增建殿宇,寺院始初具規(guī)模。后來,各地僧人紛紛來此建庵,到明代已發(fā)展為36庵。其中著名的有斑山廟、感通寺、獅山廟、海光寺、寂照庵、大云堂、寶慶寺、八角庵、波羅巖、重光寺、寶藏寺、神通寺、清涼山等。清咸豐同治年間,全山寺院被焚毀一空。光緒年間重建時,規(guī)?？s小,僅剩感通寺、大云堂、寂照庵諸院。民國34年(1945年)又加維修。“文革”中,除感通寺外,其他皆毀。1985年維修了感通寺;1987年重修了寂照庵;1994年又翻建了感通寺大雄寶殿。今感通寺主體建筑為山門,大雄寶殿3間,南、北廂樓房各3間,寺內(nèi)有明正德、嘉靖,清順治、康熙年間碑刻7塊,內(nèi)容涉及此寺興衰的歷史。

觀音閣,位于喜洲慶洞村,圣元寺大殿南15米處,東向,原為圣元寺的鐘鼓樓,南向,相傳始建于南詔,明末圣元寺主體建筑為洪水所毀,鐘樓獨存。清康熙三十八年(1699年),在鐘樓北重修圣元寺,自成一院,鐘樓改為東向,與寺分隔,名為觀音閣,至今保持元末明初的風格。

觀音閣為重檐歇山頂亭閣式建筑,雙層,上層三開間,下層五開間,斗拱粗大,無紋飾。閣三面封閉,中間開6扇格子門,次間為直欞窗,回廊前墻封閉,上有磚雕仿木斗拱。為大理地區(qū)現(xiàn)存古建筑中年代較早者,對研究白族古代建筑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

遍知寺,在大理市風儀鎮(zhèn)。南詔保和九年(公元832年)建。元·郭松年《大理行記》曰:“趙州之北,行約百步,地極明秀,蒙氏昭成王勸豐佑保和九年,有高將軍者,即此地建遍知寺”。

佛頂寺,今已不存,從一些史料上我們可知其在大理國時期是皇都的重要寺院。

現(xiàn)存昆明古幢公園的大理國經(jīng)幢的《造幢記》作者段進全,其號曰“皇都大佛頂寺都知天下四部眾洞明儒釋茲濟大師”,皇都指大理,為當時大理國的都城。佛頂寺遺劃,在今太和村側山麓,是大理國重要的寺宇。因段進全、尹運富都是有姓有名的密僧,這寺亦是密宗寺院。但由于歷史文獻對此寺的記載過于的簡略,對其建筑的詳情我們不得而知。

古 塔

在大理白族地區(qū)佛教建筑的另一種顯著的形式是佛塔。下面簡而述之:

塔是佛教的建筑物之一,始于印度。據(jù)佛經(jīng)上說,佛祖釋迦牟尼死后,他的弟子們將其尸體火化,將骨灰分為若于份,各自建塔埋葬于內(nèi)以資紀念。這就是塔的起源。塔的印度古梵文名叫Stupa;巴利文叫THupa傳入我國后,漢文譯作堵波。唐玄奘《大唐西域記·提謂城及波利城》說:“大城西北五十里有提謂城,北四十余里有波利城,城中各有一堵波,高余3丈。昔者如來初證佛果,起菩提樹,方詣鹿園。時二長者遇彼威光,隨其行路之次,遂獻蜜,世尊為說人天之福,最初得聞五戒十善也。即聞法誨,請所供養(yǎng),如來遂授其發(fā)、爪焉。二長者將還本國,請禮敬之儀式。如來以僧伽胝,方疊布下,次下郁多羅僧,次僧卻崎,又覆缽豎錫杖,如是次第,為堵波。二人承命,各還其城。擬議圣旨,式修崇建,斯則釋迦法中最初堵波也”。   

有的漢文又譯作塔婆、兜婆、浮圖、佛圖等,俗稱寶塔,又作佛塔或簡稱塔。完整的譯音應是堵波,原意是高顯或墳。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,塔就是佛的墳墓。這種墳墓是安放舍利用的。舍利是梵文Salira的音譯;意為尸體或身骨,相傳是釋迦牟尼遺體火化后結成的珠狀物。后來,舍利也指德行較高的佛教徒死后火化剩的遺骨。   

隨著佛教的傳入,佛塔這種佛教建筑形式也隨之傳入我國。據(jù)歷史記載,東漢永平十年(公元67年),天竺僧人伽葉摩騰和竺法藍用白馬馱著佛經(jīng)、佛像到當時的京都洛陽,朝廷給他們修了一座寺院居住,叫“白馬寺”,并在寺內(nèi)修了一座佛塔。塔的形狀,史書沒有詳細的記載。據(jù)考證,它是一座木塔。云南最早的塔出現(xiàn)在唐代南詔時期。

1、崇圣寺三塔(略,詳見大理市文史資料第12輯《大理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纜勝》一書);

2、弘圣寺塔(略,詳見大理市文史資料第12輯《大理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纜勝》一書);

3、佛圖塔(略,詳見大理市文史資料第12輯《大理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纜勝》一書);

4、陽和聚龍寶塔(略,詳見大理市文史資料第12輯《大理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纜勝》一書);

5、風儀紅山北川塔(略,詳見大理市文史資料第12輯《大理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纜勝》一書);

白族地區(qū)古塔的密宗特色

我們從上述白族地區(qū)的古塔外型上作了描述,但重要的是必須從其宗教學上進一步弄清其在建造的目的和意義。據(jù)我多年思考,可以從下列諸方面分析其與密宗的關系:

1、白族建塔的目的是禳災祈福。前面我們已敘述,塔是佛教的建筑物之一始于印度。但是,由于佛教教派的不同,對塔的功能也有不同的認識,密宗的功能在于禳災祈福,這對白族來說是十分愿意的事。在人世間,又有誰希望招災致禍呢?   

根據(jù)歷史的記載,大理白族地區(qū)最大的南詔大理國皇家寺院崇圣寺就是禳災祈福的?！短綇V記》載,唐乾符二年(公元875年)韋陀將軍童真告宣律師曰:“西洱河有白石,其土人造多寶佛全身像,安在西洱河鷲山寺。蜀青城山人往彼興易,請佛道,由郎州大小勃弄3000余里,方達西洱河。河大袤百里,廣30里,中有州島,古寺經(jīng)像尚存,無僧信住守。經(jīng)文與今相同,時聞鐘聲,百里殷實。每年二時供養(yǎng)。古塔基如戒壇,二重塔上有覆釜。彼土諸人見塔每放光明,即以素食祭之,求其福祚也”。 

從上是關于大理崇圣寺千尋塔的最早記錄。千尋塔在唐大中二年即公元848年建成,建極銅鐘是在唐咸通十二年(公元日871年)鑄成。此是公元875年時有關其塔和鐘的記載。它明確地記載了“古塔基如戒壇”。目的很明確“求其福祚也”。

查戒壇,指用以舉行授戒儀式及說法之壇場,即於戒場中特制稍高于平地之土壇。蓋戒壇本無建筑屋舍之必要,隨處空地僅需須有結果標示即成。然為防患風雨起見,古來皆堂內(nèi)受戒與露地受戒并行。古代印度初於露天作法,不另設壇。戒壇之始建,據(jù)《釋氏要覽》卷上記載,系樓至菩薩向佛陀請示,第一戒壇為比丘受戒,佛陀許之。遂於園精舍外院之東南建壇。我國最早之戒壇,相傳在曹魏嘉平年間(公元249-159)。曇柯迦羅於洛陽所建。至唐代乾封二年(公元667年),道宣律師在長安郊外建立戒壇,此時戒壇始有定式。其制凡3層。下層長寬2丈9尺8寸。中層2丈3尺,上層方7尺。其高度下層3尺,中層4尺5寸,上層2寸,共7尺7寸。周圍上下有獅子神王等雕飾……道宣并《戒壇圖經(jīng)》一書,后義凈、一行、金剛智等諸師曾在洛陽附近建立戒壇。從此建立戒壇之風盛行全國,官設私設均有。

千尋塔的塔基為上下兩臺四方形雙基座。下層長寬約11丈6尺,上層約7丈,與唐制不一。唯四角望頭雕神獅,與唐制暗合。所謂塔基如戒壇,約指其為方形臺式建筑。最主要的是它指出這里的土著居民建塔的功利是“彼土渚人見塔每放光明,即以素食祭之,求其福祚也”。

所謂求其福祚也,即禳災祈福也。這是密宗的特色。

所謂禳災,要禳什么的災,據(jù)考察,在大理古代主要的災害之一是水患。因此有的塔的功能之一就是禳水災的。如大理市下關佛圖塔。關于為什么要修此塔,明萬歷乙亥(公元1575年)的《重修佛圖塔記》碑說:“其源至無憂王遣使張羅匹造浮圖8萬4千,此其一焉。經(jīng)中及載籍言,造塔者不同,寶塔必有13級,以表12因緣,使人生瞻敬。故修建者或得人天長壽,或證無上妙果,又曰:我蒼山有18(按應為19)峰,峰皆有龍。禹未治時妖龍為害,泛濫無時,各峰各麓皆建寺造塔以鎮(zhèn)之,其妖龍之畏塔而經(jīng)此勝,使不得以命名放恣也。其咸有可證”。明確指出大理因蒼山有19峰,二峰夾1溪,有18溪,泛濫無時,原是所謂有龍,是妖龍作怪,因此要建塔以鎮(zhèn)之。以禳水災,所以在蒼山各峰各麓都建寺造塔。這是真的嗎?從實際考察來看,此說也不無道理。

南詔大理國時期的古塔大都有一個顯著的特點,塔頂上都立有金雞。崇圣寺的千尋塔如此,喜洲大慈寺的白塔如此,昆明的東寺塔也如此。后來元代妙湛寺塔上也置4支金雞。

在大理的千尋塔中也出土了造形精美的迦樓羅鳥。所謂的金雞是白族民間的俗稱。其實在佛教上是稱為大鵬金翅鳥;又稱迦樓羅鳥。

查:迦樓羅,梵語Gamda,巴利語Gamla.又作迦樓羅鳥等。意譯作食吐輩苦聲,或作蘇缽刺尼,即金翅鳥,為印度古代神話中,一種類似鷲鳥,生性猛烈的神格化之巨鳥。曾為毗濕奴天之乘物。據(jù)云:其生之時,身光赫奕,諸天誤認為火天而禮拜之。于佛教諸經(jīng)典均載有此鳥之名。長阿含經(jīng)卷十九即謖,金翅鳥有卵生;胎生、濕生、化生4種。卵生之金翅鳥可食卵生之龍;胎生之金翅鳥可食胎生之龍;濕生之金翅鳥可食濕生之龍;化生之金翅鳥可食化生及其諸種之龍。觀佛三昧海經(jīng)卷一載,此鳥經(jīng)業(yè)報之故,得以諸龍為食,於閻浮提一日可食一龍王及500只小龍。在大乘諸經(jīng)典中,此鳥列屬八部眾之一。與天、龍、阿修羅等共列位為于佛說法之會座。于密教,迦樓羅乃梵天、毗紐天、大自在天等的化身……。

很明顯此鳥的作用是鎮(zhèn)龍,禳水災的。因為古代白族生活的洱海及滇池地區(qū)皆為澤國,人們敬畏龍神,怕水患,因此請來八部眾之中專吃龍的大鵬金翅鳥,把它高高地敬在塔頂之上面對洱?；虻岢鼗蚱渌疂?監(jiān)視著龍的一舉一動,不讓它作祟。這也是白密一種儀軌,即迦樓羅法。

2、塔磚的漢梵密咒。在南詔大理國時期的古塔上大都有另一個共同點,即是有很多的陀羅尼經(jīng)咒。按密宗的佛頂尊勝羅尼之修法,即為減罪生善、凈除業(yè)障、延命增壽、破地獄、祈雨等所修息災增益之秘法。    

此陀羅尼凡87句,與光明真言、大日如來之五字明等,依其長短分別稱為大咒、中咒、小咒。受持、書寫、供養(yǎng)、誦讀此陀羅尼,或安置于堵波、高幢、樓閣等可凈一切惡道、消除罪增長壽命、往生極樂之功德。

在上述大理南詔時期的古塔中,都有梵文的經(jīng)咒。如“大理崇圣寺千尋塔中就出土《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(jīng)》”。此經(jīng)一般用于修理佛塔,故又稱修塔陀羅尼。主要記述“劫此羅城之戰(zhàn)茶羅門,知七日后當命終,恐懼來見佛,佛陀教使修理古塔,念誦神咒,因之增長壽命。生于極樂園乃至成佛”。主要記錄了“除蓋障根本陀羅尼”、“相輪幢中陀羅尼法”、“修造佛塔陀羅尼”、“佛前自心印陀羅尼”等幾條咒語的念法和用法。在千尋塔中還發(fā)現(xiàn)《佛前自心陀羅尼》的抄卷。前已述大姚白塔也發(fā)現(xiàn)了大量的經(jīng)咒。

大理弘圣寺塔中也發(fā)現(xiàn)了20多種陀羅尼經(jīng)咒,這些密咒的發(fā)現(xiàn)充分說明了這些古塔佛教密宗的內(nèi)涵及白密的真言、陀羅信仰。此外在文物考古發(fā)現(xiàn)這時期古塔中還出了密宗的經(jīng),佛、菩薩、明王、天王、梵僧等造像及金剛杵、降魔杵等法器,也表現(xiàn)這些古塔的密宗內(nèi)涵。

建筑與白族工匠

佛教在大理白族地區(qū)流行的這一千多年的時間里,外地來此地教授建筑技術的師傅絕大多數(shù)應是漢地來的。因為這里的寺院、古建筑首先學的是唐代的漢式佛教建筑,后來又在此基礎上為了適應云南大理的山川地理氣候,又作了創(chuàng)新和發(fā)展,成為有大理地方民族特色的建筑。談到這里,我們應該對當年不遠千萬里來教授技術的漢族和其他民族的先驅(qū)們深深地致謝。另外,也應提到南詔王族及白蠻大姓們在盛唐對外大開放的大潮影響下,也大膽地學習、引進印度文化、漢文化,加速  了云南大理的文明進程。白族的一批一批工匠也應運而生。這里談一個事例:   

據(jù)明正德二年(公元1507年)《故處士李公墓碣》,說“李公諱統(tǒng),字一友,鶴慶南鄉(xiāng)白族,而以木工專業(yè),克廣宮室,凡本府學校、社廟、壇場、棟宇即飛,規(guī)模雄麗,悉經(jīng)指顏,而為時所宗。乃父諱奴,王氏夜秀,克家積德,祖諱定;-祖母趙氏夜桂,存心忠厚,恒以供佛飯僧為學,積善之多,不茍非禮……”。

按鶴慶南鄉(xiāng)從來都是白族聚居之地,又此碑有白語詞,如“夜”白語讀“Yao”意為妻子,所以此李氏、王氏、趙氏都是白族。

以木工為專業(yè),能廣修各種大型建筑成為當?shù)氐囊晃挥杏绊懙淖趲熇罱y(tǒng)師傅,其祖父輩就是深受佛教影響的人,這充分反映了佛教對建筑人才成長的作用。也反映了在明代在白族農(nóng)村地區(qū)出現(xiàn)了分工明確的專業(yè)技術人才,他們?yōu)楫敃r一大批大型建筑貢獻了聰明才智。

大理佛教建筑形式的源流

我國的佛教建筑大體有三種形式:漢式、藏式、傣式。唐宋時期,漢傳佛寺的平面布局逐漸獨立,形成特色。一般是將主要建筑擺在南北中軸線上。依次而為山門、天王殿、大雄寶殿、法堂、某些佛寺最后另設毗盧閣、藏經(jīng)樓等等。山門亦稱“三門”,象征“三解脫門” (即佛教所謂窄門、無相門、無作門)必須開門三道,為殿堂式(至少中門如此)。殿內(nèi)分塑二金剛力士,守護佛法。山門而后的天王殿,中供奉彌勒,背立韋陀,左右分立四大天王,東西南北各護一天,再北大雄寶殿,供奉佛本尊--釋迦牟尼或其他諸佛。法堂是演說佛法、皈戒集會之所。作為漢傳佛教,以上四殿是必須具備的主要建筑。除了山門可以與天王殿合并之外,一般的不能省略。其他還有一些附屬建筑。

有學者指出:“中國漢族地區(qū)的佛寺在近兩千年的發(fā)展過程中,基本上是繼承了中國傳統(tǒng)的院落形式作為佛寺的布局”。

藏傳佛教的寺院一般由經(jīng)堂、佛殿、噶廈、扎倉與康村幾個部分組成。小型的喇嘛寺的平面布局與藏族民居相同。   

南傳佛教的傣族等民族的寺院又稱緬寺,是緬甸建筑與傣族建筑結合的產(chǎn)物,與漢式、藏式不同,有獨特的風格。

大理佛教的建筑是學習了漢式建筑基礎上的一種地方民族化的建筑。   

1938年,我國著名建筑學家劉敦禎先生曾來過西南地區(qū)作過實地調(diào)查,他指出:西南五省“依其結構式樣,大體可分漢式與藏式二類。其分布狀況,則藏式建筑,隨藏族之繁衍與喇嘛教之傳播,約占西康省之大部,與四川、云南、二省之西北部。除此之外;凡川、康、滇、黔、桂五省所轄范圍,俱錄屬漢式建筑系統(tǒng)之內(nèi),然同為此式之建筑,復因地理、氣候、材料、風俗及其他背景之殊別,產(chǎn)生各種大同小異的作風。每種作風,又隨時代之遞嬗,而形成若干變化……。云南境內(nèi),南詔、大理二代之佛教藝術,遺留至今者,為數(shù)頗眾,其民居結構,為高原氣候之支配,轉(zhuǎn)與黃河流域接近,在西南諸省中,可謂獨樹一幟”。其說成是,云南大理的佛教建筑,從總體上說是屬于漢式建筑,但因大理白族的歷史、地理、風俗、氣候等多方面的原因,又有自己的特色。

劉先生說:“南詔以來之佛寺,以大理崇圣寺為最巨,清咸同之際·····全寺殿閣,蕩為煙火?，F(xiàn)據(jù)殘存遺跡及文獻紀錄,最外為南詔千尋塔及大理國建之雙塔。鼎立寺前。次山門,門內(nèi)危樓百尺,懸南詔建極銅鐘。再次大殿九楹。自此梯磴而西,復有堂殿四重,均位于寺之中軸線上。其余方丈、僧廬等三十六房,分列寺之兩側。按我國建筑,以商、周以來,其莊嚴隆重者多以均稀對稱為基本布局原則。佛教雖自印度輸入,但佛寺之布置,仍為我國傳統(tǒng)習慣之支配。至于塔位佛殿之前,曾見《洛陽伽藍記》所載之北魏洛陽永寧寺。則崇圣寺之平面,襲用我國之舊法,其跡灼然如見。此外安寧縣曹溪寺亦為大理國之舊制,其正殿重建于元,現(xiàn)殿之左、右,各建一堂,與正殿同一向,略似遼、宋朵殿之狀,此乃因舊基重建,抑為無意中之巧合。尚難遽定,自元以降,臨濟一宗風靡全滇,寺之配列大都取法伽蘭七堂,僅各處因地制宜略有折衷耳”,所說極是。

在論及古塔建筑時,他又說:“南詔以來塔,據(jù)調(diào)查所及,除八角塔與金剛寶座式塔各僅一處外,其胥于唐單層多檐式方塔系統(tǒng)。塔之形制,下構臺基,上建塔身,施密檐十余層,皆磚造,至頂,置金屬或石制之塔剎;塔身內(nèi)部,辟方形小室,直上,有若空井,內(nèi)施木梯板多層,以達上部。顧此式之塔,自金大定問所建洛陽白馬寺以后,中原諸省,久已絕跡,而云南自南詔、大理、迄于最近,千百年薪火相傳,連綿不絕,令人驚宅于其影響之深,與流傳之久,昭然遠于中土。然現(xiàn)存南詔浮圖寺塔,雖與唐塔形范一致,合若符節(jié),而元、明以后(若昆明妙應、妙湛、大德諸寺塔),傳世既久,其局部手法,則貌似而神非,不可同日而語矣”。對南詔大理國時期的古塔形制的來源及演變作了科學的闡述。

綜上所述云南大理佛教建筑深受唐代漢式建筑的影響,而與藏式、傣式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類型的建筑。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是,與此同時(相當于唐宋時期),日本國的佛寺、佛塔、經(jīng)幢建筑與南詔大理國的形制也大體相似,原因是兩者都深受唐代漢文化的影響。尤其是唐代漢地佛教密宗的影響。